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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多方面考述了《金瓶梅》的作者当为冯梦龙，现在我们就着手推测一下冯 梦龙创作《金瓶梅》的过程。

由于冯梦龙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掩盖起来，所以他更没有留下创作这部奇书的直接数据。我们只好借助《金瓶梅》版本流传的情况，再参之以冯梦龙的生

活经历，作一些大致的考述。

约为《金瓶梅传》的前三十回，其创作时间约为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左右。

郑振铎在论及到《金瓶梅》的作者和时代时曾推测说：

「沈德符以为《金瓶梅》出于嘉靖间，但他在万历末才看见到。他见到了不久，吴中便有刻本。东吴弄珠客的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则此书最早

不能于万历三十七年以前流行于世。此书如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秘者，而那个纵欲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一

类小说，所以此书著作时代，与其说在嘉靖间，不如说在万历间更为合理些。」[1]

郭源新以当时的时风和文化背景为依据，科学地指出了《金瓶梅》在那个纵欲时代绝非什么秘书，也不可能成书于嘉靖而流传始于万历，肯定了该书成书

于万历年间，成书后即刻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明史专家吴晗也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作了多方面的考证，认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间的作品」，[2]这就进一步更为准确地接近《金瓶梅》的创作

年代。

应该承认郭源新与吴晗的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在位 45 年，年号终止年为1566 丙寅。

继后是隆庆皇帝明穆宗，他在位6 年。紧接其后的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在位4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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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传》

我们就把《金瓶梅》成书放在1566 年这个嘉靖最后的年代，那么，到袁宏道见到不全抄本《金瓶梅》的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丙申），有30年；到万历

丁巳本《金瓶梅词话》刊行问世也有51 年。

试想一下，在那淫书、淫画可以公开流行的社会环境里，如果《金瓶梅》是部完整的书，能30 年内秘而不传吗？能51年内不梓行问世吗？这是根本不可

能的事情。

因此，《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是不可能的，成书于万历年间倒才是科学的。

《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有一可靠史料作证。刻于明万历三十八年间的《秘戏图 考》上，有署名为「狂生」的〈花营锦阵叙〉（武林养浩斋绣梓），

其「叙」全文如下：

好好色，性也，物皆然。于此有人焉。血气方刚，动容貌，不曰坚乎？求若所欲，逾东邻家墙而搂其处子，然非欤？曰：未出于正也。率性之谓道。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乃若其情，夫妇之愚，可以能行焉，鲜能知味也。其大智也欤？妻妾之奉，室家之好，苟合矣，发愤忘食，力行之，或相千万，

或相倍蓰，手之舞之，无所不用其极，坐云则坐，立云斯立，隐几而卧，蹶者趋者，皆古之制也。

众皆悦之，以行与事示之，工欲善其事，既竭目力焉；素以为绚兮，既竭心思焉。

简而文，斐然成章，不愿人之文绣，非直为观美也。审法度，民可使由之。沽也哉！沽也哉！

这本五彩套色木刻画册约刻于明1610 年间。其中图24，如陈昭先生所言，「全是描写 两性生活，与《金瓶梅》洁本删去的文字几乎无多差别，甚至不少

语词完全相同，从而说明《花营锦阵》与《金瓶梅》一脉相承，确是明代晚期淫纵社会的产物。」[3]

由此可证，《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年间说是难以立论的，它只能成书于明万历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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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营锦阵》

陈昭先生是主「嘉靖说」的，而他的这则考证却为主「万历说」的学者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学者态度。

《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另一个证据就是第五十一回与第五十九回中所提到的白狮子猫儿。

……不想旁边蹲着个白狮子猫儿，看见动旦，不知道什么对象儿，扑向前，用爪 子来挝。

这西门庆……又将拏的洒金老鸦扇儿只顾引逗它耍子，被妇人夺过扇子来，把猫尽力打了一扇把子，打出帐外去了。（万历《词话》本五十一回）

却说潘金莲房中，养活的一只白 狮子猫儿。浑身纯白，只额儿上带龟背一道黑，名唤「雪里送炭」，又名「雪狮子」。

又善会口衔汗巾儿，拾扇儿。西门庆不在房中，妇人晚夕常抱着他在被窝里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妇人吃饭，常蹲在肩上喂他饭，呼之即至，挥之即去。

妇人常唤他是「雪贼」。每日不吃牛肝干鱼，只吃生肉半斤，调养得十分肥壮，毛内可藏一鸡弹。甚是爱惜他，终日抱在膝上摸弄。不是生好意，因李瓶

儿官哥儿平昔怕猫。寻常无人处，在房里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挝食。也是合当有事，官哥儿心中不自在，连日吃刘婆子药，略转好些。

李瓶儿与他穿上红段衫儿，安顿在外间炕上，铺着小褥子儿顽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拿着碗吃饭。

不料金莲房中这雪狮子，正蹲在护炕上，看见官哥儿在炕上穿着红衫儿一动动的顽耍，只当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往下一跳，扑将官哥儿，身上皆抓

破了。

只听那官哥儿呱的一声，倒咽了一口气，就不言语了，手脚俱被风搐起来。（万历《词话》本五十九回）

这两回里所提到的潘金莲喂养的大猫叫白狮子，浑身长满白毛，它很机灵，善解人意， 动作敏锐，很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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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插图

此猫产于何处？明代何时才有此种奇特的猫子？小说未作任何交待。但是，蒲松龄在〈大鼠〉中却有详细的记载：

万历间，宫中有鼠，大与猫等，为害甚剧。遍求民间佳猫捕制之，辄被噉食。

适 异国来贡狮猫，毛白如雪。抱投鼠屋，合其扉，潜窥之，猫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见猫，怒奔之。猫避登几上，鼠亦登，猫则跃下。如此往复，不啻

百次。

众咸谓猫怯，以为是无能为者。既而鼠跳掷渐迟。硕腹似喘，蹲地上少休。猫即 疾下，爪掬项毛，口龅首领，辗转争持，猫声呜呜，鼠声啾啾。启扉急视，

则鼠首已嚼碎矣。（《聊斋志异》卷九）

显而易见，《金瓶梅》中所写到的白狮子猫儿，即蒲松龄所写的「毛白如雪」「狮猫」的， 是作者根据异国进贡的狮猫艺术加工而成。

这只凶狠的异种猫被潘金莲看中了，加以驯养，成了她的心爱物，也成了她消灭情敌李瓶儿的武器。

这只「雪贼」扑下来狠抓官哥儿的动作，与蒲松龄笔下的狮猫扑鼠的动作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前者是幅狮猫扑婴图，后者是幅狮猫扑鼠图罢了。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狮猫是万历年间异国进贡给皇帝的珍贵动物，这就有力地证明《金瓶梅》成书只可能在万历年间。

证明《金瓶梅》系万历年间的作品，还有几则戏剧史料。

到次日、西门庆请本县四宅官员。先送过礼，贺西门庆才生儿。那日薛内相来的早，西门庆请至卷棚内待茶。

……众官让薛内相居首席。席间又有尚举人相接，分宾坐定。普坐递了一巡茶。少顷，阶下鼓乐响动，笙歌拥奏，遂递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

薛内相拣了四折《韩湘子升仙记》，又陈舞数回，十分齐整。薛内相心中大喜，唤左右拿两吊钱出来，赏赐乐工。（万历《词话》本三十二回）

以韩湘子三度韩文公为材的戏剧，在元代有纪天祥的《韩湘子三度韩退之》、赵明道的 《韩湘子三赴牡丹会》等；明代则有《升仙记》《蟾蜍记》《升仙

传》《韩湘子升仙记》。

显而易见，薛内相所点的《韩湘子升仙记》是有所本的，而《韩湘子升仙记》最早的刊本，据周敦勇先生考证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富春堂刊本。[4]

那么，《金瓶梅》引用这出戏，戏名一字不差，足证它产生于万历年间。

却说西门庆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厅上叙礼。每人一匹段子、一部书奉贺西门 庆，见了桌席齐整，甚是称谢不尽。一面分宾主坐下，叫上戏子来参见，分

付：「等蔡老爹到；用心扮演。」

安郎中唤戏子：「你每唱个〈宜春令〉奉酒。」

于是贴旦唱道：「第一来为压惊，第二来因谢承。杀羊茶饭，来时早已安排定。断行人，不会亲邻，请先生和俺莺娘匹聘。我只见他欢天喜地，道谨依来

命。」

〔五供养〕来回顾影，文魔秀士欠酸丁。下工夫将头颅来整，迟和疾擦倒苍蝇。光 油油辉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牙根冷。天生这个后生，天生这个俊英。

〔玉降莺〕今宵欢庆，我莺娘何曾惯经，你须索要款款轻轻。灯儿下共交鸳颈，端 详可憎，谁无志诚，恁两人今夜亲折证。谢芳卿，感红娘错爱，成就了

这姻亲。

〔解三酲〕玳筵开香焚宝鼎，绣帘外风扫闲庭，落红满地胭脂冷，碧玉栏竿花弄影。 准备鸳鸯夜月销金帐，孔雀春风软玉屏。合欢令，更有那风箫象板，

锦瑟鸾笙。

〔前腔〕（生唱）可怜我为剑飘零无厚聘，感不尽姻亲事有成。新婚燕尔安排定， 除非是折桂手报答前程。我如今博得个跨凤乘鸾客，到晚来卧看牵牛织

女星。非侥幸，受用的珠围翠绕，结果了黄卷青灯。

（生唱）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红唱）「休使红娘再来请。」〔尾声〕老夫人专意等。

（万历《词话》本七十四回）

此回中贴旦所唱的这六支曲子据蔡敦勇先生考证，引自李日华的《南西厢》第十五出。[5]

《金瓶梅》在引用此六支曲子时，将「闲人」改为「行人」；「玉枝花」改为「五供养」； 「耀」改为「辉」；「玉娇」改为「玉降」；并将「前腔」二字

去掉了。

即便如此，仍掩盖不住它来自李日华《南西厢》的痕迹。

我们知道，李日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1565），到明万历元年癸酉（1547）时才9 岁，因此，他不可能在嘉靖年间把《北西厢》 改编为《南西

厢》。

李日华又是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在万历年间他两次出任过礼部主事，所以他改定《南西厢》应是万历年间的事情。

另外，李日华的《南西厢》见之于明万历富春堂刊本。这样一来，我们则完全可以认定《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

综上所述，所谓《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于当时的时代风尚及文化背景相悖， 与当时淫书、淫画可以在社会上公开流行的事实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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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金瓶梅词话》

《金瓶梅》的创作年代究竟大约始于何年呢？魏子云曾推论说：

「如果，袁中郎写给董其昌的那封论及《金瓶梅》的信确是袁中郎所写，那么，则可证《金瓶梅》其书，在万历二十四年间，即已开始流行于世。

但这时袁中郎等人所见及的只是前半部，到了万历三十四年秋，据沈德符所记，袁中郎尚未读到后半。直到万历三十七年间，袁小修公交车抵京，方携有

该书的全帙。」[6]

就目前的学术研究表明，袁中郎的那封〈与董思白〉的信不仅确系出于袁中郎之手，而 且是最早、最直接、最可靠的吐露《金瓶梅》流行的一则史料。

因此，我们则可确认《金瓶梅》的创作约在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前后一两年。

关于这个年代的认定，周钧韬先生最近也提供了一则更为有力的小说史料。他是力主王世贞说的，但是他的考证也为冯梦龙说提供了证据。

他考证出了《金瓶梅》中所描写的苗天秀一案，实是从《百家公案全传》中第十五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改编而来，而《百家公案全传》的最早刊本是

明代朱氏与畊堂梓行本，此书刊于万历二十二年甲午末年（1594）。[7]

这就证明《金瓶梅》的创作只能在万历二十二年之后，而绝不可能在此之前，因为只有后书抄前书。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金瓶梅》的创作始于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四年之间。

这时的《金瓶梅》究竟有多大篇幅呢？下面我们先看看袁宏道的〈与董思白〉是怎 样写的。

《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 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与董思白〉）

袁宏道是万历二十年进士，万历二十三年任吴县县令，万历二十五年年初离任。

这 封信是万历二十四年他任吴县县令时写的，这说明《金瓶梅》最早流行时间为万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间，其地带为江浙一带。这是其一。

其二，信中以〈七发〉来模拟《金瓶梅》，而〈七发〉是以吴客就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等七事来劝说楚太子，要他绝情寡欲，改变生活

方式。

袁宏道作为一个主张满足人的情欲，追求物质生活享受、要求写人的真性真情的革新家，对枚乘〈七发〉中所宣扬的封建说教当然持否定态度，而对其中

所铺陈的七个方面的物质生活享受当然持肯定态度，是赞赏的。

《金瓶梅》又主要是写男女主人公对情欲及物欲的追求，在客观上反映出了人的自然本性，在基本内容上与〈七发〉类似。

从袁宏道的「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的评说来看，我们则可推论出此时的《金瓶梅》没有因果报应一类的内容，也即是现行的《金瓶梅》后面的内容。

其三，就篇幅来看，袁宏道说：「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这说明袁宏道这时所见到的只是一个很不完整的《金瓶梅》的传抄本，这个传抄本

上并没有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人物的结局。但是，它既然能在社会上流传，又必然带有一定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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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郎全集》书影

从万历词话本的《金瓶梅》来看，这个传抄本应以到前三十回为止较符合实际，即终止于第三十回：来保押送生辰担，西门庆生子加官。篇幅不可能更长。

这个时期的《金瓶梅》可能只有三十回，我们还可从明人的有关资料中得到证实。

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说他「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袁中郎居真州时为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7-1598），那么，袁中道此时所见到

的也是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所看到的那个不全抄本，袁中道的「此书之半」，则进一步证实此时的《金瓶梅》的篇幅最多也只有全书的一半。

另外，袁宏道的〈与谢在杭〉的信说：

「《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而天末，亦

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

此信写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袁宏道此时仍向好友谢在杭索还《金瓶梅》，说明他此时尚未见到比他在万历丙申年间所见到的更完整的《金瓶

梅》。

谢在杭是何时向袁宏道借阅过《金瓶梅》呢？袁宏道所提到的「葡萄社」成立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结社于京城崇国寺葡萄方丈内，算至万历三

十四年，刚好虚为八年。

从信中行文前后来看，谢在杭借阅《金瓶梅》当在葡萄社结社之前。

又据资料可鉴，袁宏道与谢在杭同为万历二十年壬辰进士，谢在杭初授湖州推官，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受谗，避地真州数月，此时袁宏道正居住

在真州，那么，他是在此时从袁宏道那里看到《金瓶梅》则是确实无疑的。

从袁宏道的「料已成诵」的玩笑语中，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个传抄本不会很长，如果是百回巨著，那么这个玩笑开得太违反常情了。

谢在杭此时所见到的《金瓶梅》究竟有多少回呢？谢在杭在〈金瓶梅跋〉里回忆说「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即十分之三，现行的《金瓶梅》为一百回，

十分之三，即三十回。

由此可见，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所见到的《金瓶梅》传抄本仅只有三十回。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金瓶梅》原名为《金瓶梅传》，并非《金瓶梅词话》， 这有欣欣子的序和世公的跋可左证。

欣欣子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廿公跋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

两文行文语气一致，都称《金瓶梅》为《金瓶梅传》，这绝非偶然的，它们向我们吐露了《金瓶梅》初稿时本名的真实信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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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子序

这个最早的书名，正如袁中道所释名的那样：「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

袁中道的解释与《金瓶梅》前三十回主要是金、瓶、梅全归西门庆家中的内容大致吻合，也说明此时的《金瓶梅》传抄本可能只有三十回。

「冯梦龙在这个时期有无创作《金瓶梅传》的可能性呢？」1989 年在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期间，有的先生曾这样提醒我。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其理由有三。

一，中外文学史上早熟的文学家、批评家不乏其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6] 岁能善文，不到20 岁善对策，授朝散郎，著称于中国文学史的〈滕王阁

序〉，是他在14 岁时临席所作，致使南昌都督阎公瞿然惊叹为「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

诗仙李白也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早熟诗人。

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从18 岁时就开始文学批评，写出了〈论大俄罗斯民族民间诗歌在表现法语法上的诗的特点〉，19 岁写了

〈论俄国的历史小说〉的论文，20 岁时便发表了理论见解十分成熟的〈论俄国文学爱好者良伴〉文章，21 岁时便被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索夫推到了《同时代

人》杂志批评栏的领导岗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横扫千军之笔撰写了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论文，逝世时年仅26 岁。

而冯梦龙生于万历二年甲戌元旦，到万历二十三年时已21 岁，到万历二十四年时已22 岁，在这个年龄写出仅只三十回的小说，也不足为奇。

其二，前三十回的《金瓶梅》约有三分之一来自《水浒传》。

《金瓶梅》的第一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第二回：西门庆帘下遇金莲，王婆贪贿说风情。

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房戏金莲。

第四回：淫夫背武大偷奸，郓歌不愤闹茶肆。

第五回：郓歌帮捉骂王婆，淫妇鸩杀武大郎。

第六回：西门庆买嘱何九，王婆打酒遇大雨。

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第八回：潘金莲永夜盼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第九回：西门庆娶潘金莲，武都头误打李外传。

第十回：武松充配孟州道，妻妾玩赏芙蓉亭。

显而易见，前十回回中只有第七回的内容是《水浒传》中所没有的，是作者改编时增补进去的。

不仅如此，这十回内容诚如魏子云所言：「它的前十回，不惟整体的故事，继承了《水浒》，几乎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辞，也都袭用了《水浒》的原

文，特别是挑帘裁衣那两回，可以说是全部抄录。」[9]

既然三分之一的内容有本可据，那么，冯梦龙创作这三十回的《金瓶梅传》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其三，这前三十回的内容所涉及的社会面还不是那么宽，特别是其众多「数据集」将「廿公跋」中「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标点为：「金

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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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序》

《金瓶梅》中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多为咏物式的比兴手法，而这些手法《水浒》及其他野史、唐传奇又曾惯用过。

作为一个偏爱通俗小说而又「才情跌宕」的明末怪杰，年轻的冯梦龙是完全能驾驭这个题材，并把它写成只有三十回的《金瓶梅传》。

破除陈规陋俗，往往是需靠锐意进取的青年人。对《金瓶梅》第一次作出全面、系 统、公允评价的张竹坡，时年也只有26 岁，卒时竟29 岁，其所写的评点

文字之多，涉及的面之广，评点之精微，足能与金圣叹、脂砚斋形成我国小说评点派三人鼎足之势，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吴敢的《张竹坡与金瓶梅》一书，却使这一结论确凿无疑。因此，怀疑冯梦龙此时年轻，不可能创作《金瓶梅》，纯属以常规作出的一搬推论臆

断，这是没有看到冯梦龙「才情跌宕」的创作才能，没有看到此时的《金瓶梅传》竟只有约三十回的客观史实。

其起止时间约为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至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约10 年时 间。此时的《金瓶梅》约为八十回。

仅三十回的《金瓶梅传》的抄本在万历二十四年流传时，江苏的假道学家董思白首 次发难，将它判为「淫书」。

作为一个江苏人，冯梦龙当然也知道这一信息。但从他酷爱世情小说的思想和刚直不阿的秉性来看，他也不会被董思白的诋毁所吓倒，也不可能终止《金

瓶梅》的创作，而是在前三十回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该书扩充为八十回。

那么这个继续创作过程到何时为止呢？前所援引的《万历野获编》中说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这是披露「全帙」《金瓶梅》一则极为重要的可靠资料。

袁中郎于万历二十五年初离任吴县，万历二十六年抵京授太学博士，万历二十八年又告退回家，于万历二十九年在家乡筑柳浪湖，一直居住了六年，于三

十四年丙午（1606）秋抵京重补议曹。万历三十五年冬再次告退归家乡，万历三十六年春再行入都。

沈德符所记的「丙午」，即指袁中郎第二次入京的时间，袁中郎告诉他自己已看到了《金瓶梅》的「全帙」抄本，也就是说《金瓶梅》已草创就绪，并已

在社会上流传，远不再是他在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所见到的、那个只有三十回的流传本。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约为「全帙」抄本《金瓶梅》创作的终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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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野获编》

关于吐露持有《金瓶梅》全本的人的记载，还有两条资料。

一是屠本峻的《山林经济籍》，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屠本畯的此跋约写于万历三十六年，定论在万历四十一年之后。二是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

这个跋语约写于万历四十四至四十五年间，见之于明天启六年丙寅（1626）的序本。由此可见袁中郎见到《金瓶梅》「全帙」传抄本的记载最为可信，为

时最早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所谓《金瓶梅》的「全帙」传抄本究竟是不是我们目前所 看到的《金瓶梅词话》的万历丁巳初刻本？我认为不是的，它可能只是初

刻本的八十回，而并非一百回。这一看法的具体依据如下：

1.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他于万历三十七年见到了由袁小修携来的、袁中郎 于万历三十四年告诉他的那个《金瓶梅》的「全帙」本，指责书中的

男女关系的描写是「坏人心术」，「他日阎罗」必要「究诘始祸」，而只字未提及此传抄本中有宣扬因果报应的内容。

而万历丁巳初刻本《金瓶梅词话》第一百回的回目为：韩爱姐湖州寻父，普净师荐拔群冤。

这一回文字集中宣扬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思想。西门庆因一生作恶多端，死后是「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其子孝哥儿被幻化，西门家断了烟火。

他家本应家财四散，幸亏妻子吴月娘一生好善念经，使其得以免此报应。陈经济因在丈人西门庆死后，奸其妻妾，逼死西门大姐，后又与春梅通奸，终遭

杀身之祸。李瓶儿因气死前夫花子虚，改嫁西门庆，终于得病而死。春梅因与陈经济通奸，后又与义子通奸，生出骨蒸痨病症，竟死在周义身上。至于潘金莲，

毒死武大，逼死宋惠莲，气死李瓶儿，害死李瓶儿的儿子，在淫兴大发时折磨西门庆，以致让西门庆夭折，最终被武松杀死，落得一个「遗臭千年作话传」的可

耻下场。

然而为善的终得善报，吴月娘一生好善，作佛事，敬神明，所以有义仆玳安为子，保其家业，享年70，善终而亡。孟玉楼因一生不为非作歹，后改嫁李衙

内，一心事夫，不为陈经济的勾引所动，最后伴衙内在枣强县攻书，白头偕老。

玳安儿因能善始善终地事奉主人，平生无欺心，不似来旺儿诱拐西门庆的小妾；不似来保儿谎骗西门庆家的钱财，奸污西门庆家中的丫头。因此，后来顶

了西门庆的门面，人称西门小员外。

《金瓶梅》中宣扬这种思想的不只是一百回的结尾处，在后二十回中还多处可见。较为明显的如第八十七回：王婆子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

开篇一诗即云：

「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刚强定祸殃。舌为柔和终不损，齿因坚硬必遭 伤。杏桃秋到多零落，松柏冬深愈翠苍。善恶到头终有报，高飞远走也难藏。」

无论是回目，还是开场诗，还是此回的故事情节，其宣扬因果报应的思想是十分明显的。

又如第九十一回，当写到西门庆的第三个小妾孟玉楼改嫁李衙内时，作者借他人之口发了一段议论：

「有那说歹的，街谈巷议，指戳说道：『此是西门庆家第三个小老婆，如今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子。

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挦了。常言 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

这些明显地宣扬因果报应的地方，为什么沈德符只 字不提呢？是他对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不感兴趣吗？不是。

此则记载中有他对《玉娇李》的因果报应的评论，这说明沈德符于万历三十七年所见到的「全帙」《金瓶梅》传抄本仅只有八十回。

前八十回的性描写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致使他见到百回本的《金瓶梅》也仍顽固地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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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娇梨》 2. 同时认定这个传抄本只有八十回的，还有与沈德符同时代的李日华的《味水轩日 记》：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正月）五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 市诨之极秽者，而烽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

也。

李日华（1565-1635），字君实，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授九江推官、南京礼部主 事，后乞归侍父，里居二十年后再补礼部。

《味水轩日记》共为八卷，每年一卷，从万历三十七年到万历四十四年止。此则日记是他在居家养孝时所写。日记中的「景倩」即沈德符的号。日记告诉

我们，他看到了由沈德符的侄儿沈伯远带来的《金瓶梅》小说，这本小说就是沈德符转抄于袁中郎的「全帙」抄本。

同样，李日华在日记中无一字提及书中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也说明他所见到的这个抄本没有后二十回的内容。

李日华所说的「大抵市诨之极秽者」，正是指《金瓶梅》中三十回至八十回间的两性关系描写而言的。

我们知道，《金瓶梅》中的性欲描写前三十回与后二十回基本上是运用比兴手法，是虚写。

而中间五十一回，即从三十一回到八十回则为客观描述法，多为写实，着力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王六儿、林太太、如意儿、贲四嫂、惠元、李桂姐、郑爱

月儿等人的淫事。

特别是从七十三回到八十回，每回都有这方面的描写，甚至一回之中两次叙述此事，有的地方实在是目不忍看。

李日华正是根据这些近似自然主义的描写，才批评袁中郎赞《金瓶梅》为「奇快」是「好奇之过」。

这又间接告诉我们，沈德符所见到的、转抄的那个「全帙」《金瓶梅》并非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百回本《金瓶梅词话》，很可能只是一个八十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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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水轩日记》 3. 可以参证此时的传抄本并非万历丁巳初刻本的还有谢肇淛的〈金瓶梅跋〉：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 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

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

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之机械意智，粉黛之

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

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媟，无关名理。

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 意想不到，唯恐易尽。此岂可与褒儒俗士见哉。

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小草斋文集‧

金瓶梅跋》）

从这段跋语中「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的话来看，谢肇淛并未见到 刊本《金瓶梅》，所见到的是一个传抄本。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跋语说：「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这里所提到的丘诸城，即丘志充，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工部郎中，于万历四十五年年底离京出任汝（南）宁知府。又据《明代名人传》可知，谢肇淛于

万历四十一年到万历四十四年初在外地治河，后返京任工部屯田司郎中，于万历四十六年七月又改任方南参政，离京外任。

故此，谢肇淛从丘诸城那里所得到的十分之五的《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只能是万历四十 四年年初之后至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之前。

此时谢肇淛手中《金瓶梅》的传抄本共为十分之八。若以百回本计算，刚好是八十回。

第三点，就跋语中所涉及到的《金瓶梅》的内容来推论，此时传抄本也只有八十回。这第三点中所谈到的「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

耳」，正是指的前八十回。

因为《金瓶梅》前八十回所写的是西门庆从26 岁至33 岁间6 年的事，而后二十回则是写了官哥儿从出生到被普净禅师幻化15 年间的事，这说明谢肇淛所

见到的是只有八十回的传抄本。

另外跋语所说到的「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与夫势交利合之态」，也是指的前八十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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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衙藏板

我们知道，《金瓶梅》自第三十回写了西门庆生子加官后，便通过西门庆与达官贵人交结，力写朝廷的腐败和官僚的无耻，如「蔡太师擅恩锡爵」「翟谦

寄书寻女子」「蔡状元留饮借盘缠」「蔡太师奏行七件事」「宋御史结豪请六黄」「西门庆工完升级」「群僚廷参朱太尉」「提刑官引奏朝仪」，一直写到西门

庆纵欲身亡时止。

而八十回后再也没有这样集中笔墨写朝廷的昏暗，仅只通过周统制的抗金和吴月娘的避难，间接地作了某些暗示。

因此，谢肇淛在跋语中所特别赏识的内容，都在前八十回里面，这也足以说明他当时所见到的传抄本上只有前八十回的内容。

第四点，谢肇淛的〈金瓶梅跋〉没有提到《金瓶梅》的序跋，倒怀疑此书是影射他的好友刘承禧，是刘家的门客用以讽刺刘承禧家事昏乱淫荡。

4. 证明此时的《金瓶梅》传抄本只有八十回的，还有袁小修的《游居杮录》：

「旧 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遂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诸人，以余影其诸姬。」

这则日记写于万历四十二年。我们知道，西门庆被 封为理刑副千户是现今流行《金瓶梅》第三十回的故事，而转为正千户则是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千户

家托梦，提刑官引奏朝仪」中的事情，西门庆纵欲身亡又是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得病，吴月娘墓（前）生产子」， 至此回，西门庆便了结了他那丑恶的

一生。

袁小修所提到的「西门千户」及其家中的丑闻，也正是前八十回的内容，可见他看到的 传抄本也只有八十回而并非百回本。

通过对上述明人数据的考述，我们完全可以推论出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四年为 冯梦龙创作《金瓶梅》的第二个阶段，此时他将原只有三十回的《金瓶梅

传》改为《金瓶梅》，其篇幅大约只有八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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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居柿录》

时间约为万历四十一年癸丑至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即1613 年至1617 年之间。 在这 一阶段，他将八十回的《金瓶梅》扩充、定稿为百回本的《金瓶梅词

话》。

当八十回本的《金瓶梅》在社会上传抄后，复又遭到社会名流的异议。

万历四十一 年，沈德符当着冯梦龙与马仲良的面，诬蔑此书是「坏人心术」的淫书。万历四十二年，袁小修重申董思白的观点，认为《金瓶梅》是「诲

淫」之作，是「惊愚」「蠹俗」的坏书。

万历四十三年，李日华于居家养孝中也拈毫攻击《金瓶梅》是「市诨之极秽者」。这一切都使冯梦龙看到，要使《金瓶梅》能合法地存在下去，流传后

世，还必须给它涂上一层保护色。

中国小说向来就有宣扬因果报应的传统，于是，冯梦龙复弹旧调，把原来的八十回扩充为一百回，正式将《金瓶梅》改名为《金瓶梅词话》。

具体而言，原《金瓶梅》七十九回以后，按理应是李娇儿盗财归妓院，孙雪娥私仆潜逃，孟玉楼又改嫁李衙内，吴月娘变卖潘金莲、庞春梅，用百回本中

众人的一段议论结束整部小说即可。

基于增写因果报应的需要，所以，八十回以后将男主人公由西门庆改为陈经济，并也使之去结拜弟兄，嫖妓宿娼，私通潘金莲、春梅、韩爱姐，去重复西

门庆的故事；女主人公由潘金莲转为春梅，让其虐待孙雪娥，勾引家将李安，与陈经济暗续鸾胶，最后也是步西门庆之后尘而纵欲身亡，死在义子周义的身上。

全书最后一回，让孝哥现真身，以示西门死后遭刑罚；让普净幻化孝哥，以示西门庆宗嗣无人，断子绝孙，以此警告世人，如像西门庆那样作恶多端，其

报应是远在儿孙近在自身。

由于故事的重衍，明显的说教缺乏生活基础，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因而有损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感染力；所以造成一种尾大不掉感觉，致使读者

产生一种前后艺术不统一的看法。

这也说明冯梦龙远离生活而编造的后二十回，乃是「主题先行」而派生出来的弊端。

由于《金瓶梅》在后面补进了上述内容，在全书有关章节穿插了宣扬因果报应的诗 词、议论，所以当初刻本问世以后，凡是读到刻本的人便一眼看出了这部

奇书的思想倾向性及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来。

明末文人薛冈曾说：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览数回，谓吉士曰：「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

应使之病死。

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

也。（《天爵堂笔余》卷2）

薛冈为浙江鄞县人，生于嘉靖四十年（1561），卒年不详，但崇祯十四年（1641）仍 活在世上。因所著《天爵堂集》，人亦称天爵翁。又因字千仞，人又

称为薛千仞先生。

据刘辉先生考证，包岩叟亦为浙江鄞县人。于万历二十九年结识薛冈。薛冈与包岩叟情 深意笃：「吾两人之谊，正如似胶投漆，不唯弟不能离兄，亦兄不

能离我。」

在万历四十四年九月，薛冈与包岩叟自京南归，到江南时二人分手，因包岩叟当时跌伤，暂时蜇居江南养伤。于是薛冈只好一人先返故里。

当《金瓶梅词话》于万历四十五年初刻问世后，包岩叟便迫不及待地邮寄一套给薛冈。[10]

那么，薛冈何时收到《金瓶梅词话》的初刻本呢？据其所言的「简端序」来看，所复述的内容完全是「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金

瓶梅序〉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出薛冈收到词话本的《金瓶梅》为万历四十六年。

由此上溯三十年，薛冈看到友人关西文吉士的不全《金瓶梅》当为万历二十六年（1598），此时正是《金瓶梅》由三十回扩充为八十回的时候。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薛冈是有明一代唯一见到《金瓶梅》传抄本及初刻本的历史见证人。

当薛冈见到八十回的传抄本时，其态度与沈德符、袁小修、李日华等人一样，认为是一部淫书，

「略览数回」以后，便认为天地间不能留存此种「淫书」，应仿效秦始皇焚书坑儒，将此 书烧掉。而「尽览」百回本的《金瓶梅词话》后，「初颇鄙

嫉」，后看到「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

认为作者「颇得劝惩之法」并继而引用东吴弄珠客的序来说明读《金瓶梅》生欢喜心的是小人，生效法心的是禽兽，而君子只会读后「生畏惧心」，菩萨

心肠的人读后只会「生怜悯心」，从而认定《金瓶梅》不是诲淫之作，而是劝惩之书，并承认东吴弄珠客的序所作的结论是公正的、客观的、正确的。

薛冈这种前抑后扬的、自相予盾的看法，正好说明万历四十五年以前的传抄本只有前八十回，到初刻本问世以后才有后二十回明显宣扬因果所应的内容，

这也就证明了，冯梦龙创作《金瓶梅》的第三阶段是改写前八十回，增补后二十回，使这部奇书成为洋洋大观的百回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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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

明末清初的文人，凡是看到《金瓶梅》百回本的人，都无一不指出这部奇书的因果 报应具有世戒的作用。

谢颐在〈第一奇书序〉中指出：「而弄珠客教人生怜悯畏惧心，今后看官睹西门庆等各色幻物，弄影行间，能不怜悯，能不畏惧乎？其视金莲当作弊屣

《金瓶梅》，添一《艳异编》，岂不大奇！[11]观矣。

不特作者解颐而（谢）觉，今天下失一因康熙乙亥皋鹤堂刊本的《金瓶梅》题为「李笠翁先生着」，所以谢颐很可能是李渔的化名。

此序完全赞同东吴弄珠客的观点，认为《金瓶梅》非为「世劝」的书，而是「世戒」的书。

明末清初的杰出小说批评家张竹坡在读此百回大书之后，特撰「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来批评淫书论者：「……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

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12]

在第一百回的回评中，张竹坡极为感叹地说：

「第一回弟兄哥嫂，以悌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夫以孝悌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

真是不孝悌。噫，今而后三复斯义，方使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后千百年，诸为人子弟者，知作者为孝悌说法于浊世也。」[13]

在张竹坡看来，《金瓶梅》还不只是宣扬因果报应，而且还告诉人们要以孝悌之心对待父母兄弟，如果连这点都看不到反而说《金瓶梅》是淫书的人，则

是一个「不孝悌」的人。

在此回普净禅师向吴月娘：「你如今可省悟得了么」的问语后面，张竹坡又在夹批中写到：「一语唤醒天下人，是作者问天下后世万万人，非普净问月娘

一人也。试问看过《金瓶梅》者，何人答此一句？」[14]

这一夹批旨在说明，读完百回本的《金瓶梅》后，读者要从整体上把握住作品的思想倾向性，不能断章取义式地妄下结论，否则就是歪曲作者创作时的主

观意图。

甚至连少数民族的文学评论者也持同样的观点。

康熙四十七年的〈满文译本金瓶梅序〉也认为百回本的《金瓶梅》：「凡一百回，一百戒」[15]；「观此书者，便知一回一戒，惴惴思惧，笃心而知自

省，如是，才可谓不悖此书之本意。倘若津津乐道，效法作恶，重者家灭人亡，轻者身残可恶，在所难免，可不慎乎！」[16]

此序以西门庆的可耻下场为例，说他的「恶行竟可致万世鉴戒」，证明了「报应之轻重宛如称戥权衡多寡，此乃无疑也。」

由是观之，序者的结论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四部书，在平话中称为四大奇书，而《金瓶梅》堪称之最。」[17]

序者的结论与鲁迅的结论是一致的。清初丁耀亢的《续金瓶梅》也是《金瓶梅》因果报应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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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鹤堂《竹坡闲话》

综上所述，沈德符万历三十七年、袁小修万历四十二年、李日华万历四十三年、谢 肇淛于万历四十四年左右对《金瓶梅》的评价，与万历四十五年后明末清

初诸文人对《金瓶梅》的评价其所以大相径庭，其终极原则是前者所看到的是八十回的《金瓶梅》的传抄本，而后者所看到的是一百回的《金瓶梅》刊刻本。

而这百回本的扩充修改、定稿，则是冯梦龙在《金瓶梅》创作第三阶段内完成的。

从冯梦龙的创作履历表来看，在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四十五年间，他继续从事《金 瓶梅》的创作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这个时间内，他仅编纂了《童痴一

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

而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他的著述有《新平妖传》《古今笑》；在天启五年（1625），《情史》；在天启四年（1624）他编纂了《喻世明言》《警

世通言》，他辑编了《太平广记钞》；他审定了《曲律》；编写了《春秋衡库》；在天启六年（1626）编纂了《智囊》；在天启七年（1627），他整理了《醒

世恒言》，选评了《太霞新奏》，改编了《新列国志》，汇编审订了《墨憨斋订本传奇》十五种；在崇祯元年（1628），他改写了《魏忠贤小说斥奸书》。

上述情况说明，冯梦龙在万历四十八年到崇祯元年8 年的时间内，他的著述共有14 部。

而从万历二十三到万历四十七年间，按传统的文学史的结论，他只仅有两部民歌集子。

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冯梦龙21 岁至45 岁的时候，按照常理来讲，这个时期正是一个作家思想成熟、阅历丰富、精力充沛的创作旺季。

为什么冯梦龙恰恰在这个时期里却收获甚少呢？通过上述考证，我们似乎解开了这个疑团，即在这段时间里，他正集中精力一方面从事《金瓶梅》的创

作，一方面留心社会言论，逐步扩充、修改这部奇书，一方面还要为这部奇书辩诬去化名撰写序跋。

为此，耗尽了他宝贵的年华和精力。只有承认这一点，将《金瓶梅》列入冯梦龙的创作年表之中，我们才能填补上他创作履历上的空白，才能使冯梦龙的

创作生涯科学地、令人信服地着之于中国文学史。

关于《金瓶梅》不是一次创作成功，而是几经修改的推论，如台湾魏子云先生亦有 很好的见解。他说：

「我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一书中，已经说了，原始的抄本金瓶梅，在袁中郎的《觞政》写出后，《金瓶梅》即已有了改写的构想，当沈德符的那篇

论《金瓶梅》的文章完成，《金瓶梅》的第一次改写稿即已完成。要不然，沈德符怎么会说：未几时其吴中悬之国门矣！」

事实上，《金瓶梅》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以前没有刻本，我这一研究成果，业已铁证如山，不必再说的了。但此一改写稿，也未付梓。

直到明神宗宾天，方始匆匆再行修正付梓，即今之《金瓶梅词话》也。正由于《金瓶梅词话》与传抄本之间，有着一改再改的情况，所以《金瓶梅词话》

中残余了不少匆匆改写的痕迹。

我在《金瓶梅札记》中已举证了不少；那么，我这十篇探索举出的例证，不是更清楚了吗？我认为《金瓶梅词话》是改写本，非原始传抄本之金瓶梅的全

部内容，虽淫秽如故，可能原有的故事情节，即巳脱胎换骨了。」[18]

显而易见，魏先生经过详细 的考证和慎思，明确指出了《金瓶梅词话》并不是原始流传的《金瓶梅》，而是对原传 抄本「一改再改」的结果。

这一结论与我的《金瓶梅》创作阶段论是一致的。 这个观点 是目前「金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成果，尚没有第三者论及到此。

因此，我较长地引用了 魏先生的原文，以期引起海峡两岸学者的注意，进一步探讨《金瓶梅》的成书过程以及 相应的作者归属问题。

现在，朱传誉先生认为冯梦龙参与了《金瓶梅》的改写和编印， 黄霖先生亦认为冯梦龙是《金瓶梅》的改写者。 我想随着「金学」研究的深入，这一问

题可能已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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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子云著作

注 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 华中师大出版社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收录于《陈昌恒<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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